居家隔离一周的时候，是最抓心挠肝的。做了一个清单，把疫情解除后，一周七天要喝啥和吃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
后来知道这种心理还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“报复性消费”。
一、什么是报复性消费？
翻了翻经济学的各种理论，没有找到这个名词，查了查百度，原来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“非典”的时候。
2003年6月初，非典结束后，大家被积压了很久的购物欲望迅速释放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迅速反弹回了9.8%。这一现象的原因被归纳为“报复性消费”。
如果我给报复性消费下一个定义的话：人们的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压抑后，为弥补被抑制的消费行为而进行的不考虑后果的消费。
消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刚需性消费、补偿性消费及未雨绸缪性消费。报复性消费可以划分到补偿性消费中。
我们一直误解了“报复性消费”这个词的带来的结果，消费预期的压抑被释放后并不会带来更高速的增长，只是快速反弹到正常的增速而已。
二、报复性消费的条件
“报复性消费”有两个必要条件，首先是“报复性”的心理，其次是消费的能力。
1、需求被抑制引起“报复性”心理。
2003年互联网购物刚刚起步，基本上没有线上消费的场景，一旦被隔离那真的就是被限制了消费行为。所以有了非典结束后通过报复消费来宣泄情绪的行为。
2、有钱提供消费的能力。
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仅现在手中有流动资金支撑消费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一年的收入预期。对个人来说，如果预期未来收入乐观，就会更愿意为现在的消费欲望买单，如果对未来预期比较悲观，会克制消费的冲动。
三、报复性消费，有些太绝对
从生活必需品上来看，在疫情期间，食品日用品的供应并未中断，加上配送业的发达，大家并没有压抑自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需求。
另一个方面呢，经过一两个月的习惯，大部分人养成了低欲望的消费观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原来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身外之物。
有些东西，压抑久了会爆发，但是有些东西，压抑之后，可能就没有了。
比如说，如果你非常想要一种东西，先不着急买，放在购物车里等一段时间，看看你是否还有那么强烈的购买欲望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放弃购买。
在这次疫情期间，我发现很多东西我并不是每天必须的，比如说，早餐不喝燕麦也没什么关系，困了想提神也并非星巴克不可，普通的速溶咖啡也能达到期望的效果。
所以，我们的生活，真的不需要太多东西。
都说21天养成一个习惯，更别提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快养成低欲望的消费习惯了。
还有就是，很多中小企业因为疫情降薪、裁员甚至是破产，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了存钱的重要性。
在市场这么动荡的情况下，什么股票，什么基金，都不是最稳的，拿在手的钱才是最稳的，才是最有底气的。
既然分析了一波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的原因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观点指出疫情过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呢？
真正的秘密在行业不同，自然有所差异。
我们必然要从心理上来分析一波，比如一个人突然变得很有钱，就像你突然中了五百万的彩票，你还会每天吃馒头和咸菜吗？肯定不会吧？至少得来顿小烧烤吧？
这就是为了弥补过去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。
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复工复产，以及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人们心底被压抑良久的消费欲望也逐渐被点燃。
看看这门庭若市的饭店门口，就反应出来了吧？
除了自身的消费欲望，还有就是商家的大肆宣传和打断腿的折扣，为了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，商家会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和促销手段，诱导消费，回笼资金。
可以想象，届时贺岁档电影会择时上映，然后就会有一大波电影会上映。商家的优惠券，打折力度也会前所未有，保证让你疯狂剁手。
所以，总的来说，在疫情过后，金额小的消费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，比如奶茶、小吃之类的——
四、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报复性消费上涨
尽管我们有灵活的调控机制、资源调动能力和确定的新兴战略产业等诸多工具可用，但不能依赖于对存量资源的消耗上，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疫情结束后势必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上涨。报复性消费更多具有统计意义，而难以持久。
因此，经济尽快复苏，除了用好存量资源，还需要把目光转向拓展增量资源上。从根本上看，疫情突发增加的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风险，仍然属于制约“六稳”的“三期叠加”因素中的周期性因素。周期性因素与外部风险挂钩不好控制，但制约“六稳”的内部因素仍然可以致力消减，特别是体制性因素。
一方面，需要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问题。去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，为企业降低了2.3万亿元的成本。面对疫情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新压力，中央财政有必要承担更多减税降费成本，尽快推进消费税后移，同时加大央企利润划拨社保的力度，适度减免地方因防治疫情，在实施社保费用缓交、企业租赁场所租金减免、经济活动减少等方面新增的负担。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，就是要持续优化央地财政关系。
五、市场加快复苏，关键在于民企
从微观层面来说，需要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。企业是恢复经济的主角，其中民营经济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疫情发生以来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在用工政策、企业融资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，对抑制企业运营成本，减少劳资矛盾，稳定企业员工预期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。
但相对而言，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，变相裁员直至被迫停工停产基本都是民企。虽然各地政策都规定对企业不抽贷、不断贷、不压贷，但民企因信用问题在融资方面仍然经常被卡。
激发民企活力，需要大力增加专门针对民企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，适当延长民企还款期限，让民企有充分信心应对不确定性。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，就是要提高民企的国民待遇。
实际上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、优化央地关系、扶持民企等，在疫情发生以前也一直都有部署。这些部署不能因疫情而中断，相反，应当在疫情冲击之下更有定力，步子更大。如此，企业才能保持信心，稳定预期。
总之，有了稳预期，才能有“六稳”。而稳预期不仅需要存量资源对冲外部风险，更需要在挖掘内部潜力、消除体制性障碍上尽快展现成果。保持内外兼修，经济运行就可尽早复苏，重归稳定增长的轨道上来。
